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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到了一种的天气，才会真切地感知到所处城市的存在。广州夏天一天下两场雨，一场在午后，一场在傍晚。午后通常雷声滚滚，豆粒大的雨扑通浇在水泥地上，滋滋作响，烧腊摊的老板踢着拖鞋收刚摆了半天的叉烧摊。傍晚前的暴雨通常把人堵在地铁口，地铁口卖伞的揭阳小贩滋滋眯笑，十块两把，半个钟卖空。
北京冬天让人有种魔幻的感觉，在暖气房里煮茶、烫酒、看书、打盹，优雅得以为自己在东京，但一出室外就要被打回原形：这里是霾都北京。和黑山老妖过招，口罩不用说了，怎么在逆风中腾挪并保持发型，是这座城市冬天最基本的生存技能。上海本没有什么天气的意向，但这次夏天长达两周的40度持续高温，让我想起了小学夏天漫长的体育课。体育课在一个没有丝毫遮挡物的操场上，烈日在知了声中慢慢绽放：知了声越大，太阳越毒辣，我们在知了声最大的时候重复三遍做着热身的广播体操。这可能不是热身，而是焚身，毒辣的烈日烤在十岁的小鲜肉身上，也是滋滋作响。我还记得体育老师头上的汗水滴进他烈日下的眯缝眼上，汗水从鼻尖流到吹哨嘟起的嘴唇，流进咬在口中的哨子，哨子的声音开始沙哑，向一只热中暑的知了，软绵绵没了气势。我记得太阳最毒辣的时候，往往可以把人的某些邪念祛除。余华在十八岁出门远行的时候，在热天毒辣的马路上行走，前路高低起伏，少年在一个又一个坡中找到自己的某种永远追求的东西。王小波在北京城郊大学教书的时候，要经过一片白桦树的马路，烈日当空，尘土在脚步下飞扬，他发现自己仿佛爱上了某些东西，那些东西最终可能成为他穷其一生的追求。像王二爱上陈清扬，在云南的山上驼着陈清扬蛮力地走。太阳晒着两个人软绵绵，那是他们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太阳最毒辣的时候，人缩在空调房里。空调给人一种放浪形骸的释放感，人们在空调房里吃西瓜、看综艺、拖鞋背心，放松到极致。也只有在这种极致的放松环境下，人才得到片刻喘息，人们不会在空调房里讨论时政、焦虑前途，或者是抨击哪个罪孽深重的人：这些都不重要了，讨论时政像把人重新扔到太阳炙烤的大街上，你我都汗流浃背地找空调房，讨论起来对谁都不好。好比说起互联网，现在谁还说天生喜欢创新热爱互联网，大半是个口是心非的骗子。人们只会热爱美的、热爱高贵的、热爱漫长的东西，而这一切都与互联网精神相悖，那些热爱互联网的不过是热爱互联网背后的黄金而已。至今和我开工厂的舅舅说起阿里巴巴，他都要停下杯中的酒骂骂咧咧地指责马云。我和传统稿健身的那帮人聊了很多，和我见的时候，都直接破口大骂那些资本捧起来的互联网模式，我说我也不喜欢互联网，我们一起来发大财好不好？那帮人的金链子又晃一晃，说你们年轻人太聪明了，这行不适合你们，一脸黠笑。人都需要安全感，互联网让所有人的安全感日渐崩塌，就像学区房对所有的985、211一样。互联网和学区房是这个时代的终极等价物，逃脱的办法就是和这个时代若即若离。就像你朋友圈忽而分组可见忽而显示最近三天一样。这一切都是你与这个时代的慌张过招，束手就擒的人，大概就是微商代购党，没有什么可以打败他们，他们在热烈响应时代的召唤。和时代浪潮里的人见了太多，一看到时代的蝼蚁就感动得不行。我每次去北京看到满街的叫不出名字的送外卖送水果送快递的小哥就要陷入沉思，那些流转在VC硬盘里的Business Plan，都靠这帮人在运转，他们才是这个中文互联网世界的终极基础设施，他们的效率撑起了互联网效率的半边天。我在上海的小区对面有很多记不起名字的SPA按摩店，他们在午后开始跳操，傍晚的时候是跳操的高潮，跳的动作不一，身型稍显笨重，姿势略微僵硬，但他们脸上洋溢的又羞又喜的表情让人忍俊不禁。他们在互联网时代被折叠：那些稍微长的好看点的洗脚妹去做了直播，思维开放一点的去做了陪聊。她们，只有她们在这个时代岿然不动，连外卖都不大舍得点。出差去了一些地方，在机场度过了很多个延误的深夜。时代在变，机场当然也在变。，现在是《乔布斯传》和《产品运营的十个法则》。机场中信书店的核心顾客是商务人士，商务人士将马云和乔布斯推上神坛，稍微算是文化类的读物是东野圭吾和张嘉佳，他们还被摆在书店最下排的位置。互联网统治了一切，文化人到处都要被迫退让，机场渐渐就成了十年前的火车站。阿兰德波顿在英国希思罗的机场待了半月，写了些差旅家庭的爱情故事。把场景搬到互联网中兴的中国，德波顿能写的恐怕都是互联网商业故事，爱情故事都被网络社交软件毁了，这件事太不浪漫了。越来越多的人来到了上海，就像我去年对敬而远之的北京的隔离，在上海这个折衷却又讲究极致视角的城市。极致的审美、极致的独立和极致的价值交换。在北京呜呜喳喳组一个局有百八十人，上海人数最多的是酒会。互联网太接地气了，联合办公摆一杯鸡尾酒显然有点抽离，就像在酒会上和雪碧一样。北京的Geek文化衫，而上海的Dress Code是：Formal Suit.在上海又见了一位广州的老友，我们上次的见面是在中大的《果壳万有青年烩》活动上。那个时候的活动办的像青年公益演讲，少谈商业模式，甚至在场的都没有一个VC。两年后我们在上海相见，大家都是老样子，是在互联网兜了一圈之后回到的老样子：他之后去了大理做旅游项目，我在媒体逗了半圈来了互联网。我记得当时华南媒体群的那帮年轻人，现在大部分都在以一年一计的速度跳操，以至于久不聊天的朋友微信寒暄，第一句是“你还在那家公司吧？”时代更新太快，人的观念更新太慢。就像你怎么理解都觉得教师和还是一个好工作，但扪心自问一下，都不太站得住脚。信息的更新以令人难以承受的速度在跑，那些试图通过信息差，以知识沿袭为基本逻辑的工作都经受着巨大的风险。老师的信息封闭太糟糕了，的僵化太糟糕了，更糟糕的是那种寻求安全感的生活，让人的命运悬于半空，于人的自由追求自我相悖，终究是在枷锁的挣扎中过活。所以相对寻求安全感，那种彻底放浪形骸的生活才能获得片刻的愉悦感，像空调房里吃得的西瓜、追的综艺和拖鞋背心。像我在咖啡厅写稿，在CBD和创始人采访，在投资群里聊，人最容易被某种仪式感定住。像像赵雷的成都达达的南方，像吴亦凡的你有Freestyle吗，像八一建军的纪念P图。大娱乐，大爱国，大狂欢，不是非得判断什么高下，大家都要热烈拥抱时代。我实在觉得人们狂热信任某种东西已经太难了，就像互联网的透明感让人慌张。所以相信爱，相信真，得有几分十足的傻子才能取得某种长久的信任，这次不谈焦虑了，大家一起傻起来吧！
——克里斯唐 在上海普陀某个全家便利店
